发明作业的人怎么死的
发明作业的人是罗伯特·纳维利斯,在1905年的时候所发明的,他是病死的,而不是大家所说的累死的、雷劈死的。据说罗伯特·纳维利斯当时也是为了惩罚自己的学生,所以给其布置了大量的作业,将其当做是一种惩罚学生的手段,却没想当在死之后竟然成为了“全民公敌”。但是做作业也是为了巩固大家的学习知识,这样才能更加记在心中,所以在家长们看来,这项发明还是伟大的。
家庭作业的发明者与学业“减负”
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,广大学校“停课不停学”,老师们认真做好了网上教学。学生居家学习的时候,家庭作业的概念外延在不断扩大,孩子们觉得仿佛做的一切都是家庭作业。有的家长朋友也提出了疑问,这和教育部以前的三令五申的“减负”要求有矛盾吗?
我是学历史的,也教历史,养成了一个喜欢追本溯源的癖好。喜欢研究事物的来龙去脉,从中发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。尽管如此,由于经历和时间有限,终不能涵盖自己对所有事物的探求,往往身边司空见惯的事物,也没有做好好的思考。比如家庭作业和学业“减负”。
去年某一春日,那时可以踏青赏花。我和一敬佩长者同游,闲聊时,他忽然问我:“小杨,你是学历史教历史的,你知道家庭作业是谁发明的吗?”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。家庭作业还有发明者?是不是就像语言、文字、饭碗、碟子等,都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吧?不可能有具体发明人吧?“你可以上网查查。”长者笑眯眯的对我说。
罗伯特·纳维利斯(Roberto Nevilis)
家庭作业真的有其发明者。网上说,一位名叫罗伯特·纳维利斯(Roberto Nevilis)的意大利教师发明了家庭作业,他在1905年首次将家庭作业作为一种惩罚安排给学生。这是世界上的首次?目的是作为惩罚孩子们?是否首次是难以考证的。惩罚的目的,可以断定。因为网上说,罗伯特·纳维利斯是一位慈祥的老师,但是他教的孩子们太能闹了,无论怎样的苦口婆心,熊孩子们就是不听他的劝告,于是,他规定违反纪律的学生要写家庭作业。没成想,他这一招,收到了家长的热烈欢迎,家长纷纷要求罗伯特老师给他的孩子们布置作业,因为家长们发现,只有孩子在闷头写作业的时候,才会变得安静!可见,家庭作业的发明,是家校合作的“智慧结晶”。
请记住1905年,这一年是中外史上不平凡的一年,中国人在这一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,是中国电影的元年。同盟会在这一年成立。孙中山先生在这一年提出了“三民主义”。复旦大学在这一年建立。京张铁路在詹天佑的主持下开工。黄遵宪、邹容、陈天华去世。国外,挪威的独立,日俄战争结束,俄国发生1905年革命。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6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,科学界把1905年称为“爱因斯坦奇迹年”。影响中国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,也在这一年被清政府废止。
然而,对全世界亿万学生来讲,1905年意义重大,因为在这一年,罗伯特老师发明了家庭作业,使家庭作业成为一代代莘莘学子挥之不去的“梦魇”。以至于我在网上搜索“家庭作业发明者”时,网页上蹦出了“家庭作业发明者是怎么死的?”“家庭作业发明者的坟墓在哪里?”“揍他揍他揍他!”等字条。可见,家庭作业成了后来学业负担的的代名词。
众所周知,学业负担≠家庭作业。细究起来,学业≠课业。学生的学业负担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,有不同的变化。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,似乎成为一个永远的话题。俗话说,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,“减负令”是“道”,学业负担是“魔”。和杀毒软件与计算机病毒的斗争类似,又似当下的特效药疫苗与冠状病毒的斗争,永远在斗争,永远没有结束,只有反复。
1917年,毛泽东24岁时,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,在他的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中,对当时学校中课程过于繁重的现象提出批判:“吾国学制,课程密如牛毛,虽成年之人,顽强之身,犹莫能举,况未成年者乎?况弱者乎?观其意,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,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。”
1921年,毛泽东28岁,他在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》中又历数课程过繁的坏处:“钟点过多,课程过繁,终日埋头课堂,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”,“它的坏根,在使学生立于被动,消磨个性,灭掉性灵。”当时,毛泽东就深刻指出,课程过繁的两大害处是影响身体健康和个性发展。
1950年6月19日,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十个月,针对当时学生负担过重,身体素质下降的状况,毛泽东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:“此事宜速解决,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,学习第二。营养不足,宜酌增经费。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。病人应有特殊待遇。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。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青少年学生学业负担和身体健康的深切关注。
在后来的1964年教育工作座谈会上,以及不少回信、谈话中,毛泽东多次谈到学业负担过重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。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“减负”问题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,关系到祖国的未来。
毛泽东以后的历任中央领导人,也都深刻地认识到学业负担过重的危害。教育部门先后出台了诸多关于“减负”的文件和要求。
其中,2018年12月28日,教育部牵头九部门印发了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》,简称《减负三十条》,其中列出4大方面,30条具体内容,堪称历年来减负政策之集大成者。
转过年来的3月份,两会期间,教育部长陈宝生语气坚定地跟记者们说:“社会环境非常重要。环境好了,祖国的花朵就会开得更灿烂,祖国的幼苗就会成长得更健康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,减负作为一个多因一果的综合征,一定要系统治理。虽然治理的难度很大,但是,难度再大,也要紧紧抓住不放,落实好‘减负30条’。减负难,减负难,减负再难也要减!如果今天不减负,明日负担重如山。负担重如山,孩子不能健康成长,学生会不高兴的,学生不高兴叫什么呢?就是宝宝不高兴。宝宝不高兴,问题很严重。所以,我们要持之以恒地治理下去,不获全胜,决不收手!”
然后,全国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“减负”战役,不到一年,还没有大获全胜的时候,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冲击了,“停课不停学”的网上教学现状摆在了教育者的面前。影响学业负担的线下教育培训机构,正在度过严冬,面临着疫情过后的洗牌,这似乎对教育形成的“剧场效应”有所冲淡,家长们在疫情期间,居家带娃,或多或少对孩子教育有点反思吧?究竟是“望子成龙”还是“望子成人”,没有顿悟,也有点渐悟吧。这些主客观原因,但愿能看到疫情过后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的一线转机。
减负不等于无负担。
学习,本来就是一场艰苦的脑力劳动。
中国古代就有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“闻鸡起舞”“囊萤映雪”“凿壁偷光”的刻苦攻读的榜样,学习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情。
但是,我们反对过重的学业负担,影响了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负担,形式主义的学习负担,作秀媚上的学习负担。
尤其是反对目的是为了惩罚“熊孩子”们的学习负担,例如,罗伯特老师115年前发明的“家庭作业”。